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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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一章:夷夏

    “这诸葛珪真是个人才,果然是姓诸葛的。”

    此时,邺城泰山军幕府的净室内张冲伸了一下懒腰如此道。

    即便坐着阅览了一天,张冲的脸上都不见丝毫疲惫,充沛的体力不仅仅让他在战场上十荡十决,在政务处理上更是宛如超人。

    诸葛珪提供上来的这份田土调查非常管用,让张冲一下对汉室的土地和赋税情况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种顶层观察也只有诸葛珪这种体制内的官吏才有机会窥见全貌,即便是张冲都是不及的,他虽然来自后世对各种趋势变化有清晰的认识,但到底原阶级太低,缺乏对大汉完整的认识。

    而诸葛珪的这份田土调查就弥补了张冲的一环。

    先说这土地公私。最早的土地是没有私有这么一说的,所有都属于氏族和公社,按井田来生产。

    之后生产力发展,井田崩溃,自战国变法以来,各国都陆续开始走向授田制。这是土地公有制度向私有转化的一个重要转变。从此编户齐民、按户授田、每户授田百亩。

    虽然民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却也出现了相应的经济义务,就如当年周天子为诸侯分封授土,诸侯们对天子有义务是一样的。

    这类义务包括顷入刍三石、稾二石,也就是说每一户都要交刍草三石,粟禾两石。当然这是一个缴纳标准,不是每户都固定交这个。

    这些都是张冲知道的,但有一点诸葛珪在报告中写出的就很让张冲重视了。

    其中有一条是说,实际上当年授田土地还是国家的,当时授田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有军工者,一种是氏族。换句话说,庸佃还是庸佃,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能从国家那里获得过土地。

    而土地一旦被授予下去就是有授无还的。所以军功和豪强们一旦获得土地并长期占有,就必然成为私有。之后就是父老子继,代代相传。

    至于像春秋时期那样执行严格的还受,公社重新定期分配的事就再没发生过。

    看到这则记录,张冲马上就联想到了之前他和祭孙讨论的,就是泰山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要不要再分配。

    从这里,原来当年春秋时期,土地属于公社的情况下,也是有定期重新分配的情况在的。

    但后来这一政策为何结束了呢?张冲心里留下了问号,然后继续看。

    土地政策到了前汉高祖时期又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谁能将荒田草田开垦为耕地,谁就拥有了耕地的所有权。这是因为秦汉之乱,天下疲敝,为了鼓励生产恢复税收国家不得已做出的妥协。

    而且为了安民众心,还大力名田,制定法律来保护这些开垦出的耕地和宅基所有权。想尽办法让民众们能将土地传下去。甚至出现,即便一家绝户了,主家的妻子、赘婿、奴婢都有权继承。

    自此土地私有化直接向前走了一大步。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依然和原先的穷苦们没关系。因为这些人是没可能开垦出荒田来的,只有有产之家才能有资源开垦出荒地纳为己有。

    而一旦这个轮子开始转动,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属于少部分人,大量的黔首因为无力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只能卖力到豪强之家做了佃户。

    张冲看到这里,终于理解,为何汉代不过前后四百年,竟然经历两次大乱,就是这一政策闹的。

    以张冲后世的理解来看,这就是豪强们以手上的资源拉了巨大的杠杆。他们只要提供第一年开垦的资源,然后就世代可以占据这片田土,这个过程的劳作全部由庸佃们承担,豪强们坐享其成就行。

    而这种杠杆是可以传递的,就是一些胆子大的,完全可以每年都开荒,只要维持出基本的资源流转,一直到没有荒地可开为止。

    好家伙,这不就是后来韩国的全租房嘛,厉害。

    以张冲的理解,这项政策在开始是有效的,毕竟汉初那会基本没有人地矛盾。但有地的总是部分豪强,广大黔首还是只能沦为耕庸,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不少授田制下的自耕农的,但后来文帝时期又开始不抑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于是,土地兼并如浪潮,一浪接一浪,直到高潮。之后一直到了新莽时期,国家曾尝试将土地收回国有,但奈何斗争失败。等到本朝,依旧如此,要不是两汉之间,民多死,使得土地荒了下来,可能本朝都撑不到现在。

    以张冲来看现在的豪强们那就是直比王侯,以他邺城清查的审氏的田土来说,占接近千顷,富过王侯,而贫者是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看到这些材料,张冲再一次警惕着土地的流转和时代的兴衰,这个土地必然是要收回国有的。不是说当年王莽失败了,就好像豪强占有土地就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事又不能现在干。

    他现在要先将豪强的土地分给贫苦,然后等得了天下后再进行合作社,将土地再收回国家所有,这好似是不咋地道。

    但这确实是保护了大多数人,能让他们永远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他们只要努力,就能从土地上获得收获,除了缴纳给国家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那时候土地也就成了工具,每个人都能靠血汗吃到自己的一口食。当然,那些妄想通过兼并,做大做强,要做人上人的。可能就没了机会了。

    毕竟,在张冲规划的世界里,不劳动者不得食。

    灯火中,张冲还在看,对未来的路线也越来越清晰。

    一灯烛火,照亮天际。

    ……

    新的一年,光和元年,洛阳的朝廷自然要有所动作。

    在大将军何进倡议,三公廷议,众卿将从命,东面的洛阳朝廷决定发起西征,彻底打垮伪帝。

    所谓师出必有名,所以在发动西征之前,洛阳朝廷写了一封檄书,也是一份最后的通牒。

    全篇除了开头用了敬称,然后全篇都是严厉,斥则伪帝刘宏持国二十年,天下民不聊生,上不能安社稷,下不能定黎庶,这是天厌之。于是有他们这些义士豪杰挺身而出,诛残暴,行正道。

    除了这些后,他们还特意指出了一事,那就是你刘宏作为汉室之主,竟然身屈蛮夷西州,已经失去了天下主的威望。

    洛阳朝廷对刘宏的指责,实际上是非常锐利的。那就是中国华夷正统观念,讲的是入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而洛阳处中国之中,王者之所。而你刘宏在的西州,是蛮夷之地,所以你也是蛮夷了。

    这里洛阳指责的西州,是具有强烈道德鄙视意义的词汇。

    古代中国的领土观是一种天下观念,即先有一个天下之中,然后不断向外辐射。

    如商时期四方与中央。中央就是商人的中土,乃王族所居。再外围就是外服,包括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人诸侯领地。再往外,那就是四方异族诸侯,如当年周人就是西方诸侯。

    这一天下结构中,越往外文明程度就越低,就越不被视为自己人。这也是所谓的“内京师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模式。

    而汉代虽然是大一统王朝,但这种内外结构依然继承了商周模式。其最中自然就是三辅、三河。再外围就是东州、西州、北州、南州,这里行郡县制,中央控制力较强,拱卫京师,是“诸夏”世界,属于化内之地。

    这里的西州就是雍凉益,也就是所谓的关西。现在你刘宏作为天下主弃国去了西州,那就已经不是天下之主了,而是蛮夷。

    为何去了西州就成了蛮夷了呢?西州不也是大汉的郡县吗?

    说到这,实际上东面的世豪们是在说一个横亘在本朝近百年的大事。也是为何他们关东人将关西当成蛮夷的原因了。

    那就是西州的羌乱。

    羌人也是古民族一员,曾与华夏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不少族裔随着周人一起入主中原,成了华夏的一员,但其主体依旧生活在西州广大所在。

    其中主要分布在河湟谷地,既牧也耕,种落繁炽,不相统属,经常互相劫掠攻杀,多有仇怨。

    本来羌人生活在此地区也是好好的,但汉人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为了北伐匈奴,就出兵西进隔绝羌胡和匈奴的联系,顺便找到更西面的月氏,邀其一起夹击匈奴。

    至此,汉人开始正式进入西州的羌中一带。

    羌中有三个羌人的主要聚集地,分别为河湟谷地、西海盐池、以及大河上游的大小榆谷地区。

    这些地区,牛马成群,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肥沃之所。

    但汉人来此不是图这些的,是来阻遏羌人和匈奴的连合的。

    而当时北方匈奴和西边羌人要联系,一个就是从河南地渡大河到令居,然后再沿着大河向西进入湟水流域。

    一个就是进入河西走廊,通过祁连山的几个山口峡谷进入羌人地区。

    所以武帝在夺得河南地后,就筑了令居塞切断了羌胡交通的第一条通道,接着又经营河西,修筑居延塞,切断了第二条通道。

    此后汉人就在西州落脚了下来。

    但作为入侵者,汉人必然受到土着的羌人的联合进攻。此后数次攻击西州的汉人,但在几次大败后,开始接受了汉人的管辖,为汉守塞,甚至服从汉室的征调,参与到其他地区的平叛中。

    但彼此的汉人唯我独尊,并不在乎羌人的死活,驻扎在西州的吏民往往贪暴,侵盗羌人的畜产妻子。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前汉时,宣帝年间,羌人又一次大规模反叛,而这一次反叛又毫无例外被镇压了,当时平叛将就是汉之赵充国。

    赵充国以屯田来平羌,继续以威服的手段治理羌人问题。但实际上,汉人在河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填边,再次侵夺了羌人的生存空间,所以矛盾没有变小反而更加扩大了。

    之后,元帝时期,羌人果然再叛,虽然再次被镇压,但也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前汉时期的羌人问题还在可控的,因为此时前汉的实力犹在,所以即便羌人数次作乱,仍然能四夷宾服,边塞无事。

    既然武斗不成功,羌人的命运自然也好不到哪。之后一直到本朝初年,羌人为奴为婢者不知凡几,劳徒当差卖血更是比比皆是。

    这里面归根就是世人的夷狄观。

    汉人将夷人比作禽兽,而且随着汉人越发强大,这种优越感就越强。越是内迁的夷人,其生存境遇就越惨。

    当时南匈奴和羌人同样内附的,但因为汉室需要南匈奴守卫北疆,所以大体保留了南匈奴的部落,所以即便依然受汉室监控和征召,但生活状况无疑好的多了。

    但羌人呢?一没有这种组织能力,二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于是将之盘剥扒皮抽髓,怨毒之气塞于西州。

    这种仇怨一直就到了本朝立国。

    光武立国到后面的明、章、和时期,汉室的外部威胁是北匈奴,之后又是西域反叛,总之战事连年。

    这个过程中,自然对羌人尤为盘剥,不仅赋税重,还要卖血上战场。如此也就算了,汉人还不把这些人当人看。

    明帝时期烧何羌有个人犯了事,当地汉吏长官直接诛杀了这个部落六七百人,可见之酷烈。后面什么某地县尉设宴伏杀数百人呀,又因为其他什么事又杀了羌人数百呀。

    总之,这类事层出不穷,简直就将羌人当成随意屠宰的牲口。

    但孰不知即便真的是牲口也会有反抗的,又何况是有手有脚的人呢?

    恶果很快就到。

    章帝时期,西州某县吏掠夺羌人妇。这已经是西州官吏们的常态了,但这一次这个县吏遇到狠茬了,他抢了人媳妇,转头就被人家丈夫给杀了。

    羌人杀汉人,还杀了汉吏那还得了?必然要报复!

    所以地方长官就带兵去其部落,准备也杀个几百人来陪葬。而那个部落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而一击。而这一次作乱就是一个导火索,引燃了羌人百年的叛乱。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羌人能战吗?这又和关东人厌恶关西人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