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和豪强这两个称呼，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地主简单说，拥有较多土地的人，都可以称为地主。

    但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豪强，能够上升到豪强的，能称得上豪强的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地主，而且豪强不仅是在经济上占有了更多土地，更是拥有很大的特权。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传》中形容汉代的豪强“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就能够称为地主，但要晋身豪强可没那么容易。

    汉代豪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拥有极大的特权和势力。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可不仅仅是因为地主，拥有更多土地，在经济上更加强势这么简单。

    汉代的豪强之所以能量巨大，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人力。

    汉代，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稳定封建王朝，是青铜时代真正进入铁器时代后的第一个稳定大帝国。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农庄经济成为了汉代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形态。

    这种农庄经济是经济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资本逐步聚集的结果。大大小小农庄的形成，一方面可以使得农业资本得到集中使用，效率更高，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人口，依附于这些农庄。

    农庄的人力聚集，主要是依靠宗族与徒附。

    宗族势力的形成，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的祖先为信仰，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还会通过姻亲关系，进行密切的勾连，形成巨大的资源网络。掌握这种宗族势力的，就是各个宗族的所谓嫡脉、家主。

    宗族势力的发端，是互助，通过宗族将分散的资源联合起来，集中运用，可以更容易共同对抗各种灾害和意外，保持家族的繁衍。

    随着这种宗族势力的发展，拥有较多人口的宗族，就会日渐强大，而领导这些宗族的族长，可以调动整个宗族的人力物力，自然就有了更大的权势，就演化为豪强。

    这种自发衍化出来的豪强，主要依赖的是地方宗族的人口众多，也就是一乡一里的下富。这些下富如果仅仅通过本宗的人口繁衍，其实发展是极为缓慢的。

    但这些小豪强，通过经营农庄，不断吸收那些破产自耕农为徒附，其经济实力和掌控的人口，就会迅速的上升。与此同时，经济能力的提升，使得这些豪强的子弟，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打开阶层上升的通道。

    汉代继承秦法，实行郡县制，但除了县令、县长、县丞、县尉等少数几个官职，是由朝廷进行指派，其实县中更多的基层胥吏都是在本乡本土中选任。

    受过教育的豪强子弟，自然更容易被县令选中，成为县吏。这些出身豪强家庭的县吏，左手掌握官府的权力，右手掌握本地的经济和人力，自然就会逐步发展为霸一县的中富。

    当这些中富、下富联结起来，就可以垄断一县的各种权力，甚至架空朝廷委派的县令等官员，与朝廷争夺社会管理的主导权，这就是为何汉代打压豪强，是一种政治常态。

    这些大小豪强，垄断了基层权力，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不断进行博弈。汉代下派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这些豪强争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权。

    三国时期，很多着名的历史人物，都是出身于这样的豪强势力，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曹魏的李典了。除了李典之外，程昱、许褚，其实都是豪强出身的代表人物。

    李典的家族，居于巨野泽附近的乘氏，掌握的宗族、徒附、食客多达数千人，依靠这些人力，形成的私人武装，甚至能与吕布进行对抗。

    历史上，程昱不仅是东阿的豪强大户，甚至凭借智慧的名声，能够与兖州刺史刘岱相交。只是程昱没有看上刘岱，最后效忠了曹操而已。

    许褚同样是典型的豪强出身，联合地方势力，结乌堡对抗黄巾余部，并因此名声日盛。在历史上，曹操的势力进入豫州之后，才征辟了许褚、李通等地方豪强。

    豪强的一大特点，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私人武装。乱世出英豪，汉末战乱频繁，给了这些豪强更多的机会，魏蜀吴三国其实很多名臣、将领都是豪强家族出身，投靠了曹、刘、孙三个势力。

    然而在汉末之前的和平时期，豪强其实一直是汉廷大力打压的对象，一般的豪强，能够达到霸一县的程度，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了，很难再继续扩张势力。

    从整个大汉帝国而言，一县之地，其实已经还是社会基层，霸占一县的豪强，也不过是土霸王罢了，相对整个大汉帝国，依然渺小的很。

    这些地方上的小豪强，其实很难参与进帝国的真正管理核心，帝国的管理权，其实是被士人和功勋家族所把持，轮不到这些豪强插手。

    例如历史上的程昱，学识、智慧、财富都不缺，但却一直没有入仕进入帝国管理层的机会，直到汉末乱世开启，才能借黄巾之乱声明远播，年过五旬，才被曹操征辟出仕。

    能够霸一郡的地方豪强，其实都不是仅仅依靠地方势力崛起，而是依靠混入了仕途才能发到起来。没有足够的官方势力支撑，怎么可能与两千石的郡守、国相进行博弈，达到霸一郡的程度。

    这就要提到汉代的两个真正的特权阶层，士人和功勋贵族。

    士人是读书人的统称，但这个称呼其实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为贵族服务的“士”演化而来的。

    秦汉之前的周朝，实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即所谓的分封建制，管理国家的是大大小小的贵族，贵族是依靠血脉关系进行传承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中央集权衰落，诸侯相互竞争吞并，这些贵族就开始从民间选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些从民间崛起的新阶层，就是“士”。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有名的春申君、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这些食客都可以统称为“士”，这个时代的士并没有明显的文武之分，只要有一定才能，又愿意为贵族服务，就可以成为士。

    秦统一六国，不仅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新帝国，而且废除了分封建制，开始实行郡县制，这是非常大的变革，引发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

    原有的血脉贵族阶层消失了，但国家需要官员进行管理，需要新的阶层替代这些贵族。秦代重法，压制儒家，新兴的管理阶层，主要是那些立过功勋的将士，也就是功勋贵族。

    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延续了郡县制的架构，汉初的官员阶层，也主要是来源于汉朝建立过程中的功勋贵族。但经过修养生息，汉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帝国管理的复杂性也随之上升，只用功勋贵族来管理国家已经不够了。

    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其实就是大汉朝廷，为满足中高级人才的需要，而作出的变革。汉武帝之后，大量的读书人，才得以入仕为官，读书成了庶民跃升为帝国官员的新途径，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士人。

    也是由此开始，士人才成为读书人的统称。士人实际上，最早来源于平民阶层，是春秋战国贵族豢养的食客的一部分。在汉武帝之后，才专指那些读过书的人，至于食客中，没有读书的那部分人，则转化成了“游侠儿”。

    汉初的士人阶层实际规模很小，但出于帝国管理的需要，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学的发展，这个阶层才得以迅速壮大，到了东汉，已经成为帝国官员的核心力量。

    士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教育需要经济实力为支撑，自然就会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地主、豪强结合在一起，许多地主豪强子弟，因此拿起了书本，逐渐开始儒家化。

    帝国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这些读过书的士人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机会，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地主豪强子弟的加入。但随着士人规模的扩大，帝国的官职反而不够士人的分配了。

    士人之间，为了夺取这些官职，展开了内部的激烈竞争，仅仅是读过书，已经不足以充任帝国官员了，大部分的中小地主、地方豪强子弟，即使能读书识字也被排挤出了帝国官员群体之外。

    竞争的胜出者，逐渐垄断了大汉帝国的官职，在学术上形成了经学的十几个流派，只有这些流派的传承者，才有机会获得大汉的官职，这就是经学宗法和家学传承的由来。

    所谓古今经学之争，固然有着很多学术领域的因素，但其背后，也同样隐藏着对官帽子的争夺。

    当这种官员的垄断程度逐渐加深，两汉四百年，衍生出了诸多世代子弟能够入仕为官的家族，这就是世家。

    顶级的世家，经常有子弟能够出任三公九卿的高位，甚至连续几代有人出任三公，例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安陆黄氏等。

    次一级的世家，则是所谓的世代两千石之家，经过家族的系统教育培养和人脉支撑，家族子弟几乎每代都有人，能够出任两千石的官职。

    再差一级的，就是家族中出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同时有诸多的子弟，不断的出任六百石、千石官员，随时可以冲击两千石级别。

    至于那些家中近几代只有千石以下职位的，已经不足以称为世家了。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人家族。这样的家族如果有一两代人没能继续入仕，就会衰落成“寒门”。

    秦汉采用郡县制，消灭了血脉贵族，顶替上来的帝国管理阶层，无论是功勋贵族还是士人，其实最早都是来源于平民阶层，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管理层的后人，再次垄断了帝国管理层的官职资源，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汉帝国官员的选任，类似于后世的大公司招聘，基本的招聘要求就订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但这些特权阶层却垄断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那么能够入选的不是他们的后人，就是他们的弟子。

    普通的豪强，虽然有机会送家族子弟去接受教育，但只能读到本科毕业，即使能力很突出，但按照只招聘硕士生的条件，他们永远没机会得到选任资格，除非他们把这些子弟送入导师的门下，这就是汉代门生关系的重要性。

    丁宽出身小吏之家，就是依靠拜师徐淑的关系，才能勉强混了个士人的身份，汉末的刀兵战乱，打破了和平时期的官员晋升体系，才使得他有机会脱颖而出。

    汉代的两个特权阶层，士人阶层是依靠儒家经学体系构成的，通过血脉、姻亲、门生和故吏，编织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几乎垄断的了汉帝国的管理权。

    这些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各种关联，血脉、姻亲、门生、故吏，都是私人的社会关系。但士人集团牛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些私人关系的维系方法，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

    大汉士人以儒家道德为标准，为士人整个团体，建立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并成功把这种行为模式，推广成为整个帝国整体共识。

    这种被群体所接受和遵循的行为标准，就脱离了私人关系的范畴。只要个体的行为，达到了这个标准，就会被整个群体所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名望。

    道德标准一旦被抽象出来，轻易是不会作出太大改变的，这就保持了整个士人集团的整体稳定性。同时也使得整个士人团体，能够依照共同的步调来行事，更容易团结力量。

    至于功勋贵族，其实是依附在皇权之下的，包括宗亲、外戚、甚至宦官的家族。这些功勋家族通过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成为皇权的外延，与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的士人集团，共同垄断帝国的高层权力。

    只不过功勋贵族对皇权的依附，是建立在皇帝个人的喜好之上的。这种喜好，既不稳定，也很难通过血脉进行传承，就造成了功勋贵族内部经常的进行更迭。

    大汉的功勋贵族，是代表皇权来掌管国家权力的，外戚、宦官之间的不断斗争、倾轧，其实是功勋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大部分时候，士人集团是在冷眼旁观的，把这当成了皇权内部的家事。

    皇权是帝国架构的天然最高权力，士人集团对国家的管理权，也是依附在皇权之下。只是士人抽象出来的道德规范，一旦成为了整体社会的规范，却反过来开始制约皇权。随着士人集团的发展壮大，与皇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就是相权与皇权之争。

    皇帝依靠功勋贵族集团牢牢把持了中央那张椅子，士人集团以道德体系为团体的共同理念，围绕着这张椅子，将“忠”、孝这些理念，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准绳。

    中央的椅子只有一张，被神话为龙椅，汉朝士人集团，并没有想要去抢夺那把椅子，但却在龙椅之下，多设一些高级的凳子，与这张龙椅共享权力。

    坐上龙椅的资格是靠皇家血脉来传承的，在帝国时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正义性。龙椅边的的凳子，则主要是由士人集团和勋贵集团在分享。

    但随着大汉的发展，帝国管理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围绕在龙椅周围的凳子，获得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了与龙椅争端权力的能力。

    围绕坐龙椅资格和做凳子资格的争夺，就是大汉几百年来中枢权力倾轧的实质。尤其是东汉天子寿命普遍较短，更是加剧了这种争夺的烈度和频率。

    而宦官也凭借与东汉天子的亲密关系，获得了坐上椅子的资格，与勋贵、士人争抢起来这些凳子，这就是党锢之祸的根源。

    有经学流派为依托，汉朝士人集团内部分配凳子，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勋贵，最后形成世家，可以把做凳子的权力世代相传。

    宦官与勋贵之间的争夺，则更加的血腥和无序，而且很难把权力继承给后代。这就是为什么，曹操曹孟德，出身勋贵家族，有极深宦官背景，却要一心挤入士人集团的原因。

    世家、勋贵、宦官，在中枢之内，抢夺的是围绕龙椅的凳子。但到了地方上，抢夺的就是地方的话语权。能够大富霸一郡的，只能是世家、勋贵、宦官这种，有抢凳子资格的家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家、勋贵、宦官对中枢的凳子、地方的话语权，垄断的越来越紧密，社会阶层日渐固化，压制其他人的层级跃迁机会。

    很多被压制的士人，对把持了帝国权力的皇族、世家、勋贵、宦官日渐不满，加之皇族、世家、勋贵、宦官对社会的各种强取豪夺，才造成了汉末冲突的愈演愈烈。

    党锢之祸，是权力分配失衡的结果，也是汉末乱世的前奏。只是由于宦官群体，恣意贪赃不法，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使得党人有了道德的至高点。但本质上，党锢之祸仍然是对权力的争夺。

    灵帝一朝，从清算窦武的辛亥政潮开始，历经党锢之祸、黄巾之乱、何进被诛、董卓进京，原本的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塌。

    丁宽要建立新王朝，不仅要击败诸多乘乱而起的诸侯，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这些社会阶层的新秩序，将社会矛盾重新缓和到可控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