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

    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很是高兴但高兴中又隐约有一丝担忧，可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穿梭。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

    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

    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

    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

    等到郑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

    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一听，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

    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

    郑等人连忙随声附和。

    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没有人相信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

    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

    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目瞪口呆，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新皇登基，新的政权自然随之而生，而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文官集团则被唐顺宗推向了顶峰。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

    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

    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

    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当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

    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太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

    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

    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

    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

    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

    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跑路了，这才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休养生息。

    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积欠朝廷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后期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自然是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

    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李淳立为储君。

    顺宗无奈，只好于三月二十四日下诏，立李淳（同日改名李纯）为太子。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

    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

    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

    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

    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

    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

    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没门了。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然而真正导致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却是王叔文的两个决策，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初，王叔文和韦执谊因为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闹的不可开交。

    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十分不满，于是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

    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将羊士谔斩首。

    可韦执谊坚决反对，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

    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

    这归根结底怪在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

    王叔文心狠手辣，难以容人；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做事心眼多。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便因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的事情出了分歧。

    那韦皋想与王叔文做一笔交易，韦皋给王叔文提供兵马保障，而王叔文则帮他扩大地盘。

    但刘辟竟然以威胁的口气要王叔文合作，王叔文当场翻脸，他本就看不起韦皋这等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气得立马让韦执谊斩了刘辟。

    结果韦执谊不想得罪韦皋，再次没有听从王叔文的命令，放跑了刘辟。

    两人再次闹僵，无论韦执谊怎么解释王叔文都听不进了。

    因为在他彻底明白了，这位昔日的好友在坐上宰相之位后，在意的就不再是曾经的理想，而是他头顶的乌纱帽。

    对王叔文来说这无疑是对理想的背叛，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无可原谅。

    王叔文是狂热的政治家，他把政治理想看的高于一切，哪怕是献出生命。

    忠于理想没有错，但他处事的方法错了，过于激进。

    被王叔文破口大骂的韦皋肯定是不会忍气吞声的，当即给皇帝和太子上了两道奏疏。

    这两道奏疏中最让王叔文致命的就是太子一党被韦皋弄成了王叔文的政敌。

    太子一党、宦官、藩镇联手对抗王叔文，王叔文光靠一个人之将死的皇帝撑腰是远远不够的。

    可这些人还没有动手，一个坏消息便传来了，王叔文的母亲病重差不多要咽气了。

    只要他母亲一死他便要辞官守丧，这是天要亡他啊。

    王叔文一走，改革的主心骨没了，其余人便被风一吹就倒。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

    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而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

    顺宗退位，改革党失去了靠山，政敌纷纷站出来落井下石。

    很快，这场只维持了不到五个月的永贞革新以惨烈的结局收尾。

    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淮、程异及韦执宜等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先是被贬到远州，后改朗州。

    不过被贬朗州时，本在人生低谷的刘禹锡却还能在古人皆悲秋时却写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此豪放的诗句。

    这首《秋词》像在述说：“不就是被贬吗，多大点事，给我嗨起来。”

    这太符合他豪放乐观的心态了。

    柳宗元九月被贬为绍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司马。

    805年冬，柳宗元与67岁老母，从弟柳宗一、表弟卢遵，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永州。

    那时的永州还是个蛇兽遍布，偏僻荒凉的地区。

    柳宗元虽被贬但依然心忧百姓，听闻蒋氏“专其利有三”的事例直接写下《捕蛇者说》讽刺朝廷的苛政。

    如果不是朝廷的赋税如此之重又怎么会有人不怕死的去捕毒蛇呢？（当时捕蛇人可以免赋税）此时的他显然还是好一副铮铮铁骨，好一个忧国忧民。

    现在回过头去，如果当时他们听从了韩愈的劝告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但可惜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