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些许西斜的太阳照射之下，奉天门西南角的右顺门的一排瓦檐，将阴影投在东边的地面上。

    换了一身道袍的弘治皇帝，端坐于右顺门的临时摆设的御座上，嘴巴紧闭，双目注视着前方，神情显得有几分肃穆。

    朱厚照站在他左手边仅一步之遥，亦沉着脸。而萧敬一往早朝那般，微躬着身在朱厚照左侧两步之后而立。

    此刻，站于右顺门之前的文臣武官，只不过数十人而已，远远比不上早朝之时。

    虽然也大致像早朝一样站成两列，但众官明显并没有早朝那么拘谨。

    品阶高的文官基本在场，包括内阁的徐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这四位阁臣。

    而六部七卿，则有十二员。而科道言官，虽然品秩不高，却几乎全员到场。

    而前来朝参的武官勋戚，却少之又少，仅得英国公张懋和泰宁侯陈璇等数人，朱厚照的舅舅张鹤龄和张延龄不见踪影。

    相比于大量的文臣武官不朝参，让朱厚照更感意外的是，被他在文华殿两次“赶走”的杨廷和，居然出现在这一群数十人的文臣武官之中。

    一个小小的正六品翰林侍读，也来凑热闹？而且翰林院也只得他一人前来。

    今日的午朝是议御寇安边之事，难道他杨廷和要代表翰林院进言一番？但是，边事与翰林院又有何关系？

    按规例，午朝所议的多为紧急之事，作为掌管奏章进呈的通政使司官才一定要朝参的，其他官员随各自意愿，朝参与否，都不会被登记在册。

    午朝的礼仪也相当宽松，诸如低声交谈、咳嗽之类，就不算违礼，完全没有早朝那般严苛。

    只要不做出僭越之事，就不会有纠察礼仪的鸿胪寺官和御史来找麻烦。

    弘治皇帝登位之初，午朝是在左顺门召开的。

    后因朱厚照出阁读书，他腾出文华殿，搬至武英殿，同时更将召开午朝之地挪到与武英殿相近的右顺门，亦即恢复为太宗文皇帝时的规例。

    国初之时，大明的常朝分为早、晚两朝。但晚朝并非晚上举行，是在申时，亦后世的下午三时至五时。

    宣宗章皇帝时，对“晚朝”作了变更，不仅将召开的时辰提前至午时之末，还改称“午朝”。

    有明一代，能一日两朝的皇帝，除了国初那几位外，还真找不出有多少继位者亦能如此。

    大多数的继位者，连早朝都不召开，更何况午朝？

    最离谱的，就非“家净”两爷孙莫属了，两人不早朝的岁月，加起来将近五十年。

    其实，弘治皇帝加开午朝也是甚为难得的。

    为何会说“难得”？

    在登位之初，弘治皇帝也曾尝试恢复午朝之制，大有勤政之象。

    然而仅两年多，就厌倦不已，时罢时复，在弘治三年便着礼部完全罢了午朝。

    去岁，京师的各部司就以“天显扫星、西南地震、边患再现”等事启奏，恳请弘治皇帝重启午朝，以勤政的姿态回应上天的警兆。

    不过，弘治皇帝不仅摇头拒绝，还让群臣以后也不要再提，所以在群臣的眼中，午朝是毫无恢复的迹象。

    但弘治皇帝竟然于今日主动加开午朝，这自是难得之事。

    按理说，午朝重启，期盼以久的文武群臣应该是喜不自胜，踊跃进言才对。

    但此刻，站于右顺门之前的文臣武官都沉默不语，几乎每个人的脸上均带着一丝哀伤，气氛竟然比早朝之时更为沉闷。

    又过了片刻，弘治皇帝终于开口，打破了右顺门前的沉默：“倪卿家病逝，朕亦痛心不已。然虏贼猖獗，卿等应尽心献策，共议御寇安边之事，议事吧……”

    一名站于御座右侧数步远的通政使司官员，随即嚷了起来：“议事……”

    话音刚落，一文臣已站了出来。

    朱厚照仅瞄了一眼，便已知这文臣是谁。

    站出来之人，姓王，名鏊，字济之，吴县人士。如今的职官为吏部侍郎，亦是朱厚照的讲读官之一。

    王鏊，世称震泽先生。自幼聪颖，悟性甚高，八岁已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入国子监就学。

    王鏊在国子监时，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就对他的才学甚为赏识，常称其为“天下士”。

    成化十年，王鏊在乡试轻取解元，次年的会试更得中会元。翌年春闱，却因制艺有犯讳之嫌，与状元失之交臂，不过仍以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编修。

    弘治四年，因参与编修的宪宗实录顺利完成，王鏊得以升任右春坊、侍讲经筵官。

    自朱厚照出阁读书开始，王鏊除了担任讲读官外，还被弘治皇帝钦点兼任太子谕德一职。

    何为太子谕德？教谕皇太子道德的。

    这数年来，他在朱厚照身边“转悠”的时辰，可要比其他讲读官多得多，朱厚照对他的“唠叨”尤为深刻。

    只见王鏊朝着弘治皇帝躬身行礼，朗声说道：“皇上，臣吏部侍郎王鏊进言……”

    略一顿，他又道：“愚以为，虏贼不足为惧……”

    王鏊此言一出，右顺门前的一众文臣武官纷纷扭头望着他，有部分人甚至还低声言了数句。

    弘治皇帝更是眉头一皱。虏贼毁我边墙而入，已掳掠至平凉府，大量生民死伤，无数粮食被劫，你王鏊竟然还说虏贼不足为惧？

    王鏊似乎很享受这种众目睽睽的感觉，脸上毫不改色，停顿了片刻，又道：“如今幸佞宠臣乱政……”

    站于朱厚照左后侧的萧敬听得眼角一跳，暗道，咱家刚被万岁爷钦点提督东缉事厂，你就“幸佞”前、“宠臣”后的，你在指谁呢？

    萧敬一边想着，一边暗暗打量了一眼王鏊。

    王鏊自然不会知道，就因这一句话，他已被萧敬惦记上了。

    他洪亮的声音依然响起：“以致边镇巡官不能全权处置军务，徒有法令而不能执行。边军士卒缺员严重，平时又缺少操练，可谓兵备荒废。无强兵可守的边镇，防卫等同虚设，这才是让人可畏之事。”

    在弘治皇帝的沉吟之中，王鏊继续高声道：“皇上，近年来，凡失律之边将，皆令其戴罪杀贼，然而官军反而愈加懈怠，士气更是一厥不振，此为何故？”

    “究其因，乃功过赏罚不明也。边镇守将欲出击迎敌，却又畏惧兵败而受重罚，故宁愿守城而不出，皆因其失职之过，远轻于兵败之罪。”

    弘治皇帝依然紧皱眉头，问道：“那王卿家以为应当如何？”

    王鏊低着眉头，应道：“臣愚以为，御寇安边当有十策。”

    “哪十策？”弘治皇帝又问。

    “一是，由朝廷聚集众大臣齐议，制定制胜之谋略；二是，挑选智勇双全之主将，统率各镇卫所士卒；三是，严明法令，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分明……”

    听了前三策，朱厚照觉得似曾相识。

    “四是，抚恤死伤士卒之家眷，安抚边地生民，令其感朝廷之恩；五是，大量召募生民壮丁，扩我官军，合力守边；六是，要善用间计，不断探查贼情，预敌于先……”

    “七是，调配各镇官军，相互声援，共同御敌；八是，要出奇制胜，攻虏贼之备。

    九是，起用致仕尚书秦纮为总制，节制延绥、宁夏、甘肃诸边。召回征虏军，节省粮饷，令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与总制互通消息，共同御寇；

    十是，效仿前代制科荐举，招揽智勇双全的文武之才……”

    听得这里，朱厚照偷偷一笑，王先生你也太省工夫了吧？这十策，分明就是你年初已呈递的奏疏嘛。

    只不过，当时奏疏所提的是八策，呈递后却没有下文，自是被弘治皇帝搁置了。

    如今在议御寇安边的午朝上，你再呈递一次？还增加到十策？

    朱厚照瞄了瞄其他文臣武官，却没看见甚么动静，似乎王鏊说了就是说了。

    “此十策，臣已具于题本之上，伏乞皇上览阅。”王鏊躬身道。

    弘治皇帝颌了颌首。

    王鏊一退，另一人也站了出来，躬身行礼后，高声道：“臣吏部考功司主事杨子器，进御寇三事。”

    吏部考功司之职责为掌管官吏考课和黜陟，一个正六品的主事竟然前来进言御寇安边？

    朱厚照不由得暗暗打量这杨子器一眼，略为思索，便想起名录里所载的信息。

    杨子器，字名父，号柳塘，慈溪人。弘治九年任常熟知县，在任时多行德政，兴修水利，整顿徭役，后因考成称职，得以升任吏部考功司主事。

    “朕愿闻其详。”弘治皇帝道。

    杨子器躬着身，继续道：“臣愚以为，御寇以三事为要。

    一事，重振士气。如今虏贼之势愈加嚣张，伏乞皇上敕令保国公朱晖率征虏军，火速至花马池，抚恤受伤身殒之官军及家眷，振奋我边军之士气。

    二事，调遣军众。招募智勇敢斗之壮丁生民，归入边军，勤加操练，扩我边军之威势。再令甘肃、宁夏、延绥三镇之镇巡官，从征虏军之调度，谋定御寇之略。若有拒违者，以军法从事。如此，各镇巡官将不敢束手离心，方能御寇于外。

    三事，捣贼巢穴。如虏侵延绥，则守延绥，宁夏之兵出；若贼犯宁夏，则驻宁夏，延绥之兵出，劫虏之老营，捣贼之巢穴，攻其不备，断其后路……”